6月23日，中國交通銀行在香港聯(lián)交所掛牌。當日，交行股票以2.825港元報收，比2.5港元的招股價上升了13%；成交共有51.58億港元，位列當日成交金額榜首。作為國內第五大國有商業(yè)銀行,
由董事長蔣超良和行長張建國率領的交行后發(fā)先至，成為第一家成功登陸海外證券市場的國有商業(yè)銀行。
本來，這個“第一”
的位置可能是屬于建行、屬于張恩照的。
對于起個大早趕個晚集的中國建設銀行來說，他們現(xiàn)在不僅要為上市做各項常規(guī)的準備，還必須應對前董事長張恩照正在美國被起訴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盡管建行一再解釋這是張恩照的個人行為，但區(qū)區(qū)一百萬美元的咨詢費，毀掉了張恩照的職業(yè)生涯，嚴重影響了建設銀行的聲譽，拖累了價值幾十億美元的上市交易。
而從王雪冰到劉金寶、余振東，中國銀行在上市過程中頻頻爆發(fā)的金融大案也在海內外產生了惡劣的影響。
這些隨著國有銀行上市步伐加快暴露出的金融大案幾乎無一例外地與各銀行及其分支銀行的行長有關。在國有商業(yè)銀行改制上市之路上，“問題行長”就像是銀行上市路上一路踩響的地雷，它炸響的頻率與銀行沖刺上市的速度幾乎成正比。
出問題的行長已經成為每一位國有商業(yè)銀行當家人的難言之痛——有時他們自己也身陷其中。
從道德上指責是最容易也是最無意義的，我們試圖從中國銀行行長的變遷中找出他們行為的因果邏輯。
2004年8月，在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股份制改革接近終局的時刻，按中國銀行的股改方案，中行宣布新設董事長一職，由原行長肖綱擔任；行長一職由原海南省副省長李禮輝調任；
稍后，建設銀行進行了類似改革，原行長張恩照改任董事長，行長由常振明擔任。
而在此之前，國有商業(yè)銀行從來沒有董事長一職，也就是說，在資產上萬億，掌握國家金融命脈的四大行中，從來沒有國有資產的出資人代表出現(xiàn)，而僅僅由黨委領導下的“一把手”來做決策。對于國有企業(yè)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傳統(tǒng)，但面對日益市場化的實體經濟的需求與誘惑，面對與國際接軌的全球化挑戰(zhàn)，這一切顯得格外不合時宜。
在中行和建行引入戰(zhàn)略投資者之后，黨委和董事會的職責問題很快引起了“洋董事”們極大的疑慮和質詢。據(jù)說，有一位英國銀行家堅決要求參加中國銀行的黨委會議，因為他知道在中國的銀行中是黨委而不是董事會決定重大事項。當中方以“您不是黨員”為由婉拒時，他甚至認真地提出：可不可以找一個英國共產黨員代表我參加？
若干年后，人們或許會把它當作一個笑話傳誦，但現(xiàn)在它卻非常真實地體現(xiàn)了中國銀行業(yè)在轉軌過程中的錯亂與迷惘。
這樣的錯亂與迷惘，集中在一個個負責經營決策的行長們身上，就成了很多罪與罰的根源。
前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現(xiàn)任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在他的關于金融腐敗的研究中描繪了一種金融改革中的“中間過程利益集團”：他們不喜歡傳統(tǒng)計劃體制，因為計劃體制不能賦予他們尋租的機會；他們也不喜歡真正的市場體制，因為市場體制剝奪了他們尋租賴以存在的權力；同時他們還不喜歡透明度，因為在光天化日之下，腐敗很難進行。
腐敗行長正是這一利益集團中的典型。根據(jù)謝平在2003年的調查，在3561份問卷中，調查主體普遍認為，金融機構和監(jiān)管部門的隱性收入占總收入的20%-60%，全國平均為28%，特別是金融機構負責人隱性收入接近50%，信貸人員則超過30%。其中監(jiān)管當局負責人的隱性收入最高，其次是部門負責人和一般經辦人員。因為金融腐敗，企業(yè)為獲得貸款在利息之外的支出約在9%，與貸款利率上限相加，實際利率在15%-16%之間，與民間信貸市場相近。
1997年，中央政府曾經以2700億特別國債為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補充資本金，但并未能阻止資本金再次從安全線內滑落。而此次國務院拿出450億元的外匯儲備，只不過解決了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兩家銀行的資本金問題。以上市促改革，花錢買制度，能不能解決中國銀行業(yè)的行長之痛？
當銀行不完全是企業(yè)時，很難要求行長是一個銀行家。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出現(xiàn)的第一代“銀行家”，有相當一批人在不正常的狀態(tài)下迅速地隕落了。中國銀行業(yè)中的“行長之痛”，源于制度缺陷和人性弱點的相互作用，它的破解之道也必將取決于銀行業(yè)整體治理水平的根本性轉變。
文/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