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釵被批宣揚情色愛國

《金陵十三釵》劇照

    “十三釵”的情色愛國主義

    朱大可/文

    在談論賀歲大片《金陵十三釵》之前，不妨先簡單回顧一下張藝謀電影的進化路線圖。從民族尋根的《紅高粱》，經(jīng)過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達底層痛苦的《活著》、《秋菊打官司》和《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我們看到了一個被張藝謀遺棄的早期自我，它不僅表現(xiàn)出導演的杰出才華，更展示了電影人的基本良

    這是一個戲劇性的轉折，意味著中國主流電影的價值轉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張藝謀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義，并于花花綠綠的《三槍拍案驚奇》中達到惡俗的高度。張藝謀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領域(庸俗、低俗和惡俗)的華麗飛躍。

    國產(chǎn)大片主宰的庸眾市場由此誕生了。張藝謀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難題材+愛國主義，制造了政治和商業(yè)的雙贏格局，由此成為中國電影的最大救星。但與此同時，張藝謀電影的技術指標和媚俗指數(shù)都在與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釵》的上映，即將迎來新一輪身體敘事的狂歡。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風月，最易引發(fā)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國情色地理的中心。作為本土最著名的紅燈區(qū)，秦淮河搖籃催生了董小宛、李香君、陳圓圓、柳如是、馬香蘭、顧眉生、卞玉京、寇白門等名妓，而這個妓女團體的作為，顛覆了唐朝詩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國恨”的著名論斷。李香君頭撞墻壁而血濺扇面，成為《桃花扇》中獻出政治貞操的著名隱喻；柳如是因史學家陳寅恪立傳而身價倍增；董小宛則因金庸的武俠小說而名噪一時。所有這些高尚妓女的事跡，構成了《金陵十三釵》的香艷布景。

    而在280多年后的1937年末，日軍在南京展開曠世大屠殺，有30萬人被血腥殺害，其中八萬女性遭到奸殺。這原本是一個殘酷的史實和嚴厲的指控，本是人類反思戰(zhàn)爭暴行的重大契機，但在《金陵十三釵》里，情色地理和戰(zhàn)爭地理，秦淮河的歷史風塵和南京大屠殺的血腥現(xiàn)場，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場景，卻發(fā)生了戲劇性的疊合，由此構成罕見的電影題材，幾乎所有人都會為這種講述而涕泗橫流——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學生和十三個躲避戰(zhàn)火的秦淮河上的風塵女子，以及六位國軍傷兵。而在大屠殺的背景下，青樓女子們身穿唱詩禮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學生奔赴日軍的圣誕晚會和死亡之約。這是明末愛國妓女故事的壯烈再現(xiàn)。

    最后的赴死場面，是一次向愛國倫理的神圣超越。敘事的高潮降臨了：妓女從普通的性工作者，經(jīng)過赴死的洗禮，轉而成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圣女?！笆O”雖有經(jīng)營肉體的歷史，卻堅定捍衛(wèi)了民族國家的精神貞操，這是電影的基本主題和價值核心。金陵妓女們面對兩次精神性獻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號)獻身，第二次向民族國家(東方的符號)獻身，進而成為向好萊塢和本土獻身的奇妙轉喻?？梢灶A料，美國人和中國人都將為這種獻身而大聲鼓掌。

    作為一個冒牌的神父，英格曼是淪為流浪漢的“入殮師”，為躲避戰(zhàn)爭而在教堂縱酒買醉，還要吃妓女的豆腐，但在救贖他人的危機中，卻完成自我救贖的精神歷程。這是一種源于小說原作者但卻更為高明的敘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萊塢和中國導演及片商的價值鴻溝。嚴歌苓的小說救了張藝謀，為其鋪平通往美國加州的紅色地毯。

    為了推進影片的炒作事務，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寫的《我和貝爾演床戲》一文，事關“好萊塢神父”和中國義妓的激情床戲，這種蓄意的披露，令其成為一件被事先張揚的“桃色案”，并成為片方營造市場氣氛的情欲前奏。

    這場床戲炒作，是片商營銷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無出路的情欲兩邊，分別站立著“神父”和妓女，代表靈魂和肉欲兩種基本勢力。但這場床戲究竟要向我們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靈掙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還是妓女在表演靈魂的超度？抑或是兩者的共贏？而事實上，被涂抹成粉紅色的民族苦難(死亡、仇恨和絕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質(zhì)，也摧毀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這種教堂情色+戰(zhàn)爭暴力+愛國主義的三元公式，預謀著一種雙重的勝利———張藝謀圓奧斯卡之夢，而制片方則贏取最大票房。

    在全球經(jīng)濟蕭條的年代，這部號稱投資額達6億元人民幣的豪華制作，正在打破中國大片的投資紀錄。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萊塢一線明星給中國打工的輿論，旨在平息民族主義憤青的抵制情緒，并掩飾其討好美國觀眾口味的基本動機。不僅如此，他還在各類場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10億元票房，毫不掩飾把影片當做暴利工具的意圖。我們已經(jīng)看到，從大地震故事到大屠殺故事，有關“發(fā)國難財”的民間批評始終沒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釵》把這種發(fā)財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我們完全能夠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愛情，也不反對以一種人文關懷的角度，來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貞操，但面對南京大屠殺這種沉重題材，制片方卻在眉飛色舞地爆炒床戲和豪言票房價值，這只能構成對全體戰(zhàn)爭死難者的羞辱，更是對八萬被強奸中國婦女的羞辱。把大屠殺的教堂變成情場，把民族創(chuàng)傷記憶變成床上記憶，把政治敘事變成身體敘事，把血色戰(zhàn)爭變成桃色新聞，把重大苦難題材變成重要牟利工具，這種大義凜然的情色愛國主義，難道不是一種價值取向的嚴重失誤？

    12月15日，將是中國電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歡。距離南京大屠殺很遠，而距離圣誕節(jié)和票房利潤很近。在15日午夜，鐘聲將敲響十三點。這是一種充滿反諷意味的報時，它要越過十三個女人的故事，向我們說出十三種痛苦和抗議。在十三點時分觀看“十三釵”的確是一種奇怪的體驗：一邊是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名單》和猶太人的哀歌，一邊是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和中國人的視覺歡宴，它們構成了如此鮮明的對比，令我們感到汗顏。我們將抱著自己的良知無眠，猶如抱著一堆荒誕的現(xiàn)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