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學者從整治非法網絡公關行為談中國互聯網治理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汪玉凱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程曼麗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金兼斌

在互聯網治理過程中，政府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能否維護好正常的社會秩序，也與企業(yè)和社會成員密切相關

整治行動常態(tài)化、制度化，需要加強網民素養(yǎng)教育；技術手段支持和專業(yè)研究，完善相關的程序、機制以及專門的法律法規(guī)

政府需要努力做好應該做的工作，凈化我們的環(huán)境

從4月中旬起，中央外宣辦、工業(yè)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等四部門，在全國范圍內聯合開展為期2個月的整治非法網絡公關行為專項行動

“霸王洗發(fā)水致癌”、“蒙牛員工涉嫌雇傭網絡公關詆毀伊利”、“3Q大戰(zhàn)”……公眾對近年來的網絡熱點事件并不陌生。這些事件背后，都離不開形形色色的非法網絡公關機構或暗中操作，或推波助瀾，它們中有“網絡水軍”、“網絡推手”，也有“灌水公司”、“刪帖公司”、“投票公司”等等。

從4月中旬起，中央外宣辦、工業(yè)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等四部門，在全國范圍內聯合開展為期2個月的整治非法網絡公關行為專項行動。

面對肆無忌憚的非法網絡公關，我們如何治理？如何看待當下中國互聯網出現的一些負面問題，由此引發(fā)的中國互聯網管理與發(fā)展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呢？

日前，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程曼麗、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金兼斌共同做客本報“新媒體高端論壇”。

治理行動應常態(tài)化制度化

主持人：我們該如何看待“網絡水軍”、“網絡推手”？

程曼麗：四部委針對非法網絡公關進行專項整治事出有因，也是非常必要的。

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時間，有一些企業(yè)，也有一些個人，通過一些非正當的手段在網絡上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說捏造事實、進行話題炒作、制造一些虛假民意，給競爭對手的名譽造成很大的損害。此外，這種所謂公關活動造成的后果絕不僅限于公關領域，而是對網絡環(huán)境，對市場競爭環(huán)境，甚至對社會風氣都產生了毒化作用。長此以往，大家很難判斷網絡信息的真假，對包括企業(yè)在內的一些單位和組織缺乏信任感，而信任危機的出現對社會而言，后果非常嚴重。

實際上，四部委專項整治的消息發(fā)出后，我注意到了公關界的反應，大部分合法經營的企業(yè)老總都非常贊成，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認為某些利用這種手段進行非法操作的公關公司是害群之馬，對于公關界的正常發(fā)展造成了惡劣影響。

金兼斌：網絡公關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因為網絡客觀上為告知公眾提供了新的場所與空間，提供了新的機遇。如果公關公司要像在傳統(tǒng)媒體里推廣產品那樣在不同的網絡論壇或網絡空間中做一些報道，甚至專門做一些廣告性質的內容策劃，我覺得這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它提供的內容信息或者是背后的代表人群具有明顯的虛假性，這可能就有問題，將會導致整個網絡公關行業(yè)公信力的下降，對全社會來說都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所以，對網絡公關要一分為二來看，對于非法網絡公關進行治理。

主持人：針對非法網絡公關，究竟該如何治理呢？

汪玉凱：治理非法網絡公關要區(qū)分情況，一種是通過法律進行治理，這是基礎。如果“網絡水軍”或“網絡推手”捏造事實進行攻擊，觸犯了法律底線，那么不管個人或是群體，他們都要承擔法律責任，這是不能容忍，必須要治理的。第二個是道德層面，就是道德對人們行為的約束。有些網絡公關行為雖然不犯法，但是它散布很多虛假信息，誤導社會公眾，這也是不行的，要從道德層面進行正面引導。

程曼麗：四部委聯手集中對非法網絡公關行為進行打擊，我相信通過兩個月的整治會取得明顯成效。但是我們還應該考慮一些更深層的問題，比如，如何使整治行動常態(tài)化、制度化，其中涉及到很多層面的問題。首先，就是有關網民素養(yǎng)教育。網絡提供了自由發(fā)言的平臺，廣大網民要在利用該平臺的過程中成為負責任的發(fā)言者。其次，依法治理網絡公關行為，需要一些技術手段的支持和專業(yè)的研究，需要完善相關的程序、機制以及專門的法律法規(guī)。此外，相關網站還要將防范網絡水軍、推手滲透貫穿到或者是落實到日常管理中。

把握治理與發(fā)展的關系

主持人：我們在治理類似非法網絡公關等負面問題的過程中，如何把握好發(fā)展與管理之間的關系？

汪玉凱：對于互聯網的治理應該放到更大的層面來看，互聯網的治理與發(fā)展是一個辯證關系。首先，互聯網的發(fā)展趨勢不可阻擋。我國現約有4.5億網民，互聯網普及率大概超過30%，西方發(fā)達國家現在互聯網的普及率都是在60%以上。所以，在沒有達到7億之前，中國網民數量還處于井噴式的快速發(fā)展階段。

第二，互聯網的出現和發(fā)展為保障中國老百姓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jiān)督權提供了重要載體，但與傳統(tǒng)媒體不同，互聯網可以自由表達、匿名表達，不受邊界限制，這給管理造成一定難度，但我們不能為了治理網絡出現的負面問題而影響整個互聯網本身的發(fā)展。

第三，就治理而言，我認為對網絡的治理和對政府自身的治理應該同時進行?，F在網絡上出現一些負面的東西，應該說與政府工作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有關，比如政府發(fā)布信息不及時。當然現在我們政府工作越來越規(guī)范了，但是要讓老百姓誠信，政府自身一定要誠信，這是前提。

金兼斌：現在互聯網上的確暴露了一些負面問題，但我們出臺相關管制措施的根本出發(fā)點還是讓它更好發(fā)展，不是把它管死。對互聯網的治理考驗的是社會綜合管理能力?，F在我們有時候對暴露出來問題的治理還是有些急功近利，或者比較局部化。

我相信發(fā)達國家也經歷過類似社會轉型的發(fā)展階段，我們現在應該做的工作是如何借鑒以前的發(fā)展經驗，同時考慮現在面臨的新的機遇和挑戰(zhàn)，使得轉型期盡量平穩(wěn)，盡快地過渡到比較合理合法的、大家能夠最大限度享受新媒體技術帶來各種福利的階段。

主持人：胡錦濤總書記曾強調要進一步加強完善信息網絡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那么，我們該如何認識“提高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這一要求？

汪玉凱：這是一個新的提法。網絡是一個巨大的虛擬世界，又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它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

從現實來看，它對整個人類發(fā)展的影響已經越來越深刻。對虛擬世界的管理，對網絡的管理，不僅僅是中國政府面臨的難題，世界各國政府都面臨這個挑戰(zhàn)，因為過去都沒有經歷過，現在都正在面對。而我們要從現實國情出發(fā)，既要給老百姓表達的自由，又能夠使它處于一個有序的范圍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中包括社會秩序和市場秩序，我認為網絡秩序就是社會秩序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何避免互聯網發(fā)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負面影響，把它降到最低程度，是需要我們研究的。

程曼麗：我們現在能夠在現實社會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虛擬社會的影響。網絡的發(fā)展與中國社會的整體發(fā)展緊密聯系，所以我希望對于網絡的管理和發(fā)展，能夠從根本上起到推動中國社會健康有序發(fā)展的作用。

主持人：剛才提到借鑒國際發(fā)展經驗。具體而言，在網絡發(fā)展和管理方面，世界其他國家有哪些做法？

金兼斌：其實我了解的也有限。據我所知，比如像美國，它強調的是對不同信息會有不同的要求，從審查的角度來說是不一樣的，最重要是保證個人隱私類信息。另外，從它保護的對象上來說，比較關注弱視群體，特別是兒童。整體而言，美國把互聯網看作一種自然延伸，從管理職能、部門職責上看，傳統(tǒng)的管理部門只不過將他們的管理范圍有所延續(xù)。

網絡社會有“自凈化功能”

主持人：促進中國互聯網健康發(fā)展不僅僅是政府行為，互聯網企業(yè)和廣大網民又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呢？

汪玉凱：在互聯網治理過程中，政府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能否維護好正常的社會秩序，也與企業(yè)和社會成員密切相關。如果我們的企業(yè)和社會成員缺乏自律，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再好，互聯網秩序也好不了。如果我們4.5億網民中的70%能夠自律，不是在網上胡作非為，我想網絡環(huán)境就會好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加強社會道德風氣方面的引導，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程曼麗：我再補充一句，剛才汪老師講到網上的自律，尤其從微博上已經看到些苗頭。大家意識到，要對自己的發(fā)言負責任，所以有人提出來對于沒有出處、沒有來源的信息大家不要輕易轉發(fā)，要搞清楚它的事實真相后再去轉，甚至還有的網民提出有錯別字的帖子都不要轉等等，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金兼斌：把網絡社會看成一個有機體，它就像人一樣具有自凈化功能，只是在不同的階段可能干擾的因素較多，把它弄成病態(tài)的因素較多。但是像人的機體一樣，網絡社會中存在正面的、重建秩序的平衡力量，政府要有這種信心。

一方面政府需要努力做好應該做的工作，凈化我們的環(huán)境，優(yōu)化我們的管制政策，考慮到新的環(huán)境出現以后相應的管理措施；另一方面，無論社會也好，民眾也好，總體來說大家還是有積極向上的正面力量來主導互聯網的發(fā)展。這種信心，對于社會來說，對于政府來說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