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鄒承魯稱，人治和腐敗是中國科技兩大致命傷
對話動機
12月中旬，2005年兩院院士增選結(jié)果相繼揭曉，101名科技工作者榜上有名。而在此前后，對于院士制度的質(zhì)疑，再次成為社會關(guān)注的焦點。在這眾多質(zhì)疑聲中，鄒承魯、周光召、汪品先等院士對
院士制度種種弊病的評判尤其引人注目。
作為回應，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說，很多國家的院士制度也面臨著和我國一樣的問題。就此，中國科學院已經(jīng)準備在明年春天召開兩次關(guān)于院士制度建設(shè)的研討會，邀請其他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的專家、官員一起探討對策，讓院士制度永葆青春和活力。
對話人物
鄒承魯
生物化學家。原籍江蘇無錫，1923年5月生于山東青島。1945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合大學化學系。1951年獲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92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主要從事生物化學研究。曾與人合作首先提純了琥珀酸脫氫酶，為我國酶學和呼吸鏈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參加發(fā)起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為胰島素的人工合成作出了重大貢獻。
鄒承魯
多年來一直關(guān)注科學道德問題。
早在1981年，他與三位院士聯(lián)名倡議開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討論。1991年，他聯(lián)合13位院士再論科學道德問題，并呼吁早日出臺科學道德規(guī)范。有“中國科技界真理斗士”之稱。
候選人成果應公示
新京報：您在今年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談到院士增選制度要改革，您的具體設(shè)想是怎樣的？
鄒承魯：我是要求把候選人的情況，包括主要科學貢獻以及既能反映質(zhì)量又能反映數(shù)量的論文等，全部貼在網(wǎng)上，誰都可以看。我的中心思想是，院士選舉是全國科學界的事，應該接受全國科學界的監(jiān)督。任何人都可以對這些候選人品頭論足，提出意見。
新京報：現(xiàn)在院士增選之前不也有公示嗎？
鄒承魯：現(xiàn)在公示的范圍僅僅是候選人的名字和所屬單位。他做過什么貢獻？有什么成績？這些都是沒有的。
我是覺得，應該把候選人的科研成果公布出來，讓關(guān)心這件事的人都能看到。哪怕他沒有投票權(quán)，也可以評論，這些評論也可以發(fā)表到網(wǎng)上來。當然，這些意見也不一定都對，但是可以供參考。
新京報：如果把候選人的詳細資料都貼在網(wǎng)上，誰都可以評價，會不會產(chǎn)生一些負面的因素，比如無端地指責甚至謾罵？
鄒承魯：我想大多數(shù)院士還是有能力判斷這是謾罵還是有根據(jù)的意見。根據(jù)成果來發(fā)表意見，比如某某成果是假的，這個講話的人要提出根據(jù)，如果有剽竊，那就拿出根據(jù)來，我們可以核對，剽竊這個問題最容易解決了，兩篇文章一對，就知道有沒有剽竊。
新京報：在有些地方和單位，院士住別墅，配備高檔轎車，享受比較高的待遇，這也成為院士制度被人詬病的一個方面，您認為院士的待遇怎樣才算比較合適？
鄒承魯：像我們在北京的院士情況就可以。生活得可以比較好，但是并不是很奢侈，沒有配別墅，沒有專車。我有車可用，但不是專車，車是單位的，你需要的時候，單位給你派車。院士津貼每月1000，過了80歲之后，每月再加1000.好像到了90歲，會再多一點，具體不太清楚�；旧先克阆聛硪粋�月10000元左右。
單位幫個人搞公關(guān)
新京報：您對于院士增選人數(shù)有沒有具體想法？
鄒承魯：哪個學部都不要增加院士名額。把增選周期減到3年甚至4年一次，增長速度就會慢下來，這樣總?cè)藬?shù)就會逐漸達到一個自然平衡。國外一些上百年歷史的大科學院，就一直維持一個基本不變的總?cè)藬?shù)。減到3年一次，可供選擇的人也會多一些，水平也會好些。
新京報：這是不是考慮到科研人員水平發(fā)展的規(guī)律？
鄒承魯：當然有這方面的考慮�，F(xiàn)在往往是這樣，今年選不上，下次我再來。
但是下次來的時候，實際上還是沒有新的成果。
新京報：會不會有的院士連著推薦同一個人？
鄒承魯：有，多得很。
新京報：這樣的情況背后，有沒有友情票或者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呢？
鄒承魯：有。友情票還不是最壞的因素，現(xiàn)在通常是搞公關(guān)。個人也有搞的，比較少。院士選舉條例有規(guī)定，如果個人搞公關(guān)，就取消資格。
過去有候選人來找我，我就告訴他有這個規(guī)定，你最好別再找我了，這次我就不給你公開，下次再這樣我就公開了，這樣你的資格就會被取消。現(xiàn)在個人搞公關(guān)的比較少了，也采取比較隱晦的形式�，F(xiàn)在比較多的是單位公關(guān)。
新京報：單位公關(guān)是什么樣的呢？
鄒承魯：單位送禮、送東西，這都很常見。在我有選舉權(quán)的時候，就碰到過這樣的事情。還有更隱晦的，院士選舉之前，候選人所在單位召開學術(shù)討論會，好吃好喝好招待，臨走了還送你一筆會議費。這也是另一種方式的公關(guān)，他們會覺得這比送禮到家里更加容易讓人接受。
還有，比如一個單位有三個人都到了比較高的水平，他們就把乙和丙的貢獻加到甲的頭上，這樣甲被評上的可能性就大些。
新京報：單位為什么會下力氣、花錢幫助個人搞公關(guān)？
鄒承魯：目前社會上對院士的炒作很多，往往覺得一個單位的院士越多，代表這個單位的水平越高。個人評上院士后，這個單位名聲好，申請項目也更加容易。別的還有什么，我就想不明白了。
說話不怕得罪人
新京報：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您就一直在捍衛(wèi)科學和學術(shù)道德，總是這樣站出來說話，會不會得罪人？
鄒承魯：當然得罪人了。
得罪人不外乎兩個結(jié)果：不給你經(jīng)費，不給就不給唄，我年紀大了，只能做些小工作；還有一個，不給你獎，這我也不怕，我這輩子各式各樣的獎也得過不少了，你不給就不給。
新京報：這對您的科研工作有沒有什么影響？
鄒承魯：我做的科研工作都是不需要大錢的，80年代之后，我還得到了一些資助，做了一些工作。我覺得并沒有對我造成很大影響。
新京報：對您身邊的人，比如您的學生呢？
鄒承魯：他們（學生）跟我講是有影響的：經(jīng)費不批，或者選舉時不選你。有的學生，我認為水平還是比較高的，一次兩次選不上院士，雖然最后選上了，但是我想跟我說話得罪人還是有關(guān)的�，F(xiàn)在我的學生中有3名院士。
新京報：因為您敢于說話，有人評價您是“有人欽佩、有人頭痛、也有人不滿�！�
您在院士中同道中人多嗎？
鄒承魯：有啊，我和郝柏林院士就很談得來，何祚庥院士也是。不過何祚庥管得比較寬，我管不了那么多。對專業(yè)之外的東西，我不愿意多管，我覺得我的知識有限，我管不了。
何祚庥說過，院士院士，出了“院子”就不是院士，我不管我“院子”之外的事情，但科技界共同的事情我還是要問的。
百姓不要迷信院士
新京報：您覺得自己算是合格的院士嗎？
鄒承魯：我自己覺得還算合格吧。
新京報：如果拿您這樣的標準去要求一些年輕的院士，您覺得這個標準高嗎？
鄒承魯：我覺得是高了一點。
新京報：那么院士最起碼的標準是什么樣的？
鄒承魯：學術(shù)上應該有一定的水平，在國際同行中站得住腳；學術(shù)風氣上經(jīng)得起考驗，面對種種誘惑時，應該能把握住自己的原則。
新京報：有人建議取消院士制度，您怎么看？
鄒承魯：我不同意。院士制度世界很多國家都有，我們國家為什么不能有呢。只是現(xiàn)在社會對院士炒作得太厲害了。
新京報：那么又如何看待有些人給院士隊伍抹黑的情況呢？
鄒承魯：首先我要說，這些人、這些事，只是院士隊伍中很小的一部分，絕大部分都是好的，合格的。
但是，他們少數(shù)人影響了院士的聲譽、特別是中國科學家在國際上的聲譽。曾經(jīng)有國外的華裔科學家說，中國院士的水平只相當于美國大學助理教授的水平。這就是幾個人敗壞了整個隊伍的集體聲譽。
新京報：您曾經(jīng)對我國科技體制產(chǎn)生過質(zhì)疑，您認為當前中國科技發(fā)展存在什么問題？
鄒承魯：最主要是科研資助不是給那些最有能力做出好工作的人，不是競爭出優(yōu)勝，而是人治。所謂同行評審，同行都是上頭指定的。同行是誰，誰是真正有發(fā)言權(quán)的同行。人治加上科學腐敗是中國科學發(fā)展的兩大致命傷，同時二者又密切聯(lián)系。
新京報：有什么樣的辦法改變或者改善嗎？
鄒承魯：這與院士選舉制度改革是一樣的，要征求廣大科學界的意見。要讓大家講話，不能不讓大家講話。
溫家寶總理說，要推進政務公開，提高透明度，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quán)、參與權(quán)和監(jiān)督權(quán)。這段話說得好，如果真正能做到實處，把政務置于廣大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下，就會減少許多弊病。
透明度是最重要的，有了透明度，就會大大減少壞人壞事，好人好事就會得到彰顯。
新京報：從院士增選改革這件事情來講，這么做難嗎？
鄒承魯：不難，現(xiàn)代化手段這么多，有網(wǎng)絡(luò)。投訴也不難，要相信廣大科學界有評判是非的能力。我認為，應該不管是候選人還是現(xiàn)有院士，都要公布科研成果。因為現(xiàn)有院士也不是完全夠格，所以才有人反對。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
新京報：面對社會對院士的炒作、老百姓對院士的仰視，您想說點什么？
鄒承魯：老百姓不要迷信院士，不要相信院士萬能。
不就是何祚庥院士的那句話嗎———院士出了“院子”就不是院士了。
采寫/本報記者 王薈 攝影/本報記者 薛珺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