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過勞死患者逐年增加 以知識分子居多

　　正是媒體的推波助瀾，使這個結論從學者的個體研究上升到社會的普遍認知，乃至政府部門領導都對此予以認同。

　　課題組調(diào)研顯示：中關村知識分子平均年齡為70歲

　　對于媒體報道，2004年4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一局的《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擇要》刊載了“網(wǎng)上關于中年知識分子健康‘亮紅燈’現(xiàn)象的報道和評論綜述”。該問題引起了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批示要用“科學的抽樣方法”、“準確的統(tǒng)計數(shù)字”進行調(diào)查分析。2004年7月，國家人事部、北京市人事局委托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組成課題組，進行“中年高級專業(yè)技術人才的健康狀況調(diào)查”。

　　翟振武說，為了科學、準確、客觀地反映中年高級專業(yè)技術人才的健康狀況，課題組組建了一支包括人口學、統(tǒng)計學、公共衛(wèi)生、社會學以及人事部門實際工作人員的專家隊伍，制定了科學的抽樣方案。課題組分別設計了中年高知組和普通人群組（對照組）健康調(diào)查問卷，以便進行科學的分析，得出正確結論。 　　

　　知識分子短壽謬論為何流傳

　　課題組從去年暑假開始工作，為了保證調(diào)查質(zhì)量，參加調(diào)查訪談人員全部由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組成，他們通過中科院、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三個單位的人事部門，搜集了中科院下屬的中關村地區(qū)附近18個院所和北大、清華兩所高校在2000年1月至2004年12月之間死亡的436名知識分子（副高級職稱以上）的年齡、性別等數(shù)據(jù)，對死亡的知識分子的平均年齡進行了計算，并對在職人員與離退休人員進行了區(qū)分。調(diào)查耗時3個多月，最后于今年3月份形成調(diào)查報告，并最后上報到國家人事部等有關部門。

　　調(diào)查結果顯示，中關村三大單位高級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為70.27歲。這與李力研報告中所說的“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為53歲”的結論截然不同。

　　知識分子平均壽命兩個結論為何迥異

　　記者了解到，李力研當年發(fā)布的報告收集了中科院下屬7個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共8個單位，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5年時間內(nèi)共134名死亡人口資料。經(jīng)統(tǒng)計后得出結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教授、研究員中，近年來每年都有20到30人病逝，其平均死亡年齡只有53.34歲，比目前我國平均壽命短10歲�！�

　　翟振武認為，李力研的報告犯了一個學術錯誤，他和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齡”和“平均預期壽命”兩個最基本的人口學概念。

　　翟振武介紹說，“平均死亡年齡”是指死者年齡的平均值。但人口學界認為“平均死亡年齡”的計算方法并不能準確反映某一時期的死亡水平。而“平均預期壽命”是國際社會通用的反映一個人口真實死亡水平的指標。李力研報告把中關村8個單位的134名死亡知識分子的平均年齡誤解為知識分子的平均預期壽命，并將其與全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進行比較，所得出的“知識分子平均壽命比全國平均壽命低10歲”的結論當然有問題。 　　

　　“我們懷疑，李力研報告中漏掉了大量退休知識分子，他們計算的53歲可能主要代表了在職死亡的知識分子的平均年齡。如果說在職知識分子的死亡年齡，那他們至多也不會超過60歲，因為60歲的知識分子就該退休了�！�

　　翟振武說，為了檢驗這一懷疑，我們也專門分別計算了在職與退休知識分子死亡的平均年齡，結果是在職知識分子死亡平均年齡為56.31歲，離退休知識分子死亡平均年齡為72.24歲。即使在職知識分子死亡平均年齡仍比李力研報告的結論（53.3歲）高3.01歲。

　　圖表：“過勞死”的危險信號 新華社發(fā)

　　翟振武由此判定，由于調(diào)查范圍過窄（8個單位），調(diào)查樣本量過�。�134人）且覆蓋不完整，李力研報告中關于中關村“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為53歲”結論扭曲了中關村地區(qū)知識分子真實的平均死亡年齡�！�53歲”不僅不能代表中關村地區(qū)知識分子（含退休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甚至它也不能代表在職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把“53歲”這個結果與10年前調(diào)查的“58歲”相比后，進一步演繹出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近10年大幅下降的結論就更站不住腳了。

　　記者希望能找到李力研研究員對此加以求證，卻意外地發(fā)現(xiàn)他不久前已經(jīng)去世了。據(jù)悉，《來自中關村的健康報告》是李力研一個人完成的，沒有合作者�！　�

　　中國知識分子整體壽命大大高于普通人群

　　翟振武介紹，通過他們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從1990年到2000年，近10年來受本科以上教育人口，即知識分子的平均預期壽命是在提高，而不是在下降。也就是說，10年來知識分子的死亡狀況非但沒有急劇惡化，恰恰相反，而是得到了改善。

　　翟振武認為，從國際國內(nèi)人口的文獻表明，人的健康狀況除了先天原因以外，與其自身健康意識、飲食結構、生活方式、經(jīng)濟水平密切相關，這些因素的不同導致了死亡水平在各類人口中的差異。而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在整個社會階層中，無論是健康知識，還是收入水平、醫(yī)療保障、生活條件、社會地位、退休金待遇等，都是具有優(yōu)勢的。

　　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中年知識分子享受體檢制度方面要明顯好于普通人群，被調(diào)查的中年高知人群中有85.1%的人近2年內(nèi)進行過全面體檢；中年高級知識分子與普通人群的收入差距非常明顯，前者中近一半人的月收入在３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元，５０００至８０００元的也占１３．６％。而后者中５４．７％的人收入低于１０００元，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元的占３４．３％。媒體報道的某些知識分子猝死，是客觀事實，但這些現(xiàn)象畢竟是少數(shù)的。在總體上，知識分子工作壓力大對于健康狀況的負面影響還沒有抵消和超過其它因素的正面影響，不能從個別知識分子的英年早逝推論出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壽命短于普通人的結論。 　　

　　學術制度下的“弱勢”群體：過勞死的教師

　　同時，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發(fā)展，人口總體的預期壽命提高、死亡水平下降，這是一個基本規(guī)律。中國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在過去10年中的提高正是這一規(guī)律的體現(xiàn)。眾多媒體反復引用的李力研報告中關于中國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不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并且在逐年下降的結論，是沒有事實依據(jù)的。

　　探究知識分子短命論深入人心的成因

　　為什么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和全國人口普查所顯示的結果與媒體的報道和很多人的直觀印象是截然相反？翟振武深入分析其中原因。

　　他認為，由于知識分子，特別是著名的知識分子，社會影響大，一舉一動引人注目。一旦某些知識分子英年早逝，媒體就會進行密集而廣泛的報道。而對更大量的年輕工人農(nóng)民的死亡，媒體卻鮮有報道，這就給很多人造成了知識分子壽命短于普通人的印象。

　　翟振武說，預期壽命是群體指標，它必須通過大規(guī)模調(diào)查數(shù)據(jù)才能計算出來，而一般人往往容易用自己的直觀印象代替和推斷群體的指標。在有些情況下，個人的直觀印象與群體指標一致，但有些情況下，兩者并不一致。預期壽命指標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個別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現(xiàn)象不能代表全體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的水平。

　　調(diào)查顯示，科學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面臨的工作壓力變大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工作時間上，知識分子每天比普通人群工作時間多了將近兩個小時；在工作壓力方面，知識分子中感到有工作壓力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近30個百分點；在身體透支主觀感受方面，知識分子有身體透支感覺的比例（61.3%）遠遠大于普通人群（35.7%）。

　　這些壓力為什么沒有在預期壽命指標上表現(xiàn)出來呢？翟振武認為，這是由于群體健康狀況好壞和預期壽命高低不是由一兩個因素決定的，而是由很多很多因素共同決定的。知識分子預期壽命高于普通人群的事實說明，工作壓力增大這個因素的負面影響至少目前還沒有超過醫(yī)療保障等眾多因素的正面影響。很多人可能對健康狀況由眾多因素共同決定的道理了解不多，比較過分關注了工作壓力這一個因素對預期壽命的影響。

　　“感覺不能代替科學的分析，個別的直觀印象也不能代替群體的指標。”翟振武打了一個比方，這與田地里健壯的農(nóng)民不能代表整個農(nóng)村人口的健康狀況一樣，因工作壓力大而導致的個別知識分子的“過勞死”和“英年早逝”現(xiàn)象，不能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預期壽命，也沒有改變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預期壽命高于、甚至大大高于普通人群的基本事實。（完）記者：王思海　李江濤

責任編輯 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