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9日，歐盟25個成員國的領導人在羅馬簽署歐盟歷史上的第一部憲法條約。然而，正是這部被寄予厚望的歐憲條約為歐盟再次帶來危機。

1992年9月20日，法國全民公決通過旨在建立歐盟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后，市民在巴黎凱旋門前歡呼。

2004年5月1日，波蘭正式成為歐盟成員國。然而在波蘭民眾中，對歐盟持反對態(tài)度的大有人在。

1999年1月1日，近萬人聚集在德國法蘭克福歐洲中央銀行外一個巨大的歐元符號旁，慶賀歐元正式啟用。

2005年6月6日，一直拒絕加入歐元區(qū)的英國人為歐憲受阻而打出“感謝法國、感謝荷蘭”的標語牌。 　

　　2004年6月，當《歐洲憲法條約》文本（簡稱歐憲條約）在布魯塞爾歐盟峰會上通過之際，時任歐盟輪值主席的愛爾蘭總理埃亨曾如釋重負地表示：“我們相互傾聽，大家都是贏家。”

　　2005年6月，同樣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峰會上，現任歐盟輪值主席、盧森堡首相容克說：“法國人沒有，荷蘭人同樣也沒有回絕（歐盟）憲法，他們對憲法說不，是因為他們對歐洲現狀的不滿�！�

　　對于導致這場從法荷否決歐憲條約開始的歐盟憲法危機的原因，各界分析五花八門。

　　直接導致這場危機的原因可能的確是多種多樣的，然而作為歐洲一體化進程過程中的一部分，這場危機最深刻的根源依舊來自歐洲一體化中最難克服的困難：各成員國自身利益與歐盟整體利益之間的矛盾。

　　“美國夢”，是對個人致富和自由的追求；而“歐洲夢”，則是尋求歐洲整體昌盛的大國夢。歐共體（歐盟的前身）成立近半個世紀來，一茬又一茬追夢者，以理想主義的激情描繪歐洲藍圖，盡管多有曲折，宏偉的計劃仍一項接一項地變?yōu)楝F實，歐盟的版圖也不斷地得到擴大。去年《歐洲憲法條約》在羅馬首腦會議獲得通過后，歐洲精英們樂觀地認為，有憲法護佑，聯(lián)邦制的歐洲、大一統(tǒng)的歐洲已經“曙光初露”。始料不及的是，法國、荷蘭兩個歐盟創(chuàng)始成員國于5月29日和6月1日先后以全民公決的方式否決了這款歷經多輪艱苦談判才出臺的歐憲條約，歐盟今后的各種發(fā)展計劃一下子落到了可能沒有法律基礎的境地。這對于近年來歐洲政治家們一帆風順的“大歐洲夢”來說，是一聲響亮的當頭棒喝。

　　“D計劃”———無奈的明智選擇

　　這一計劃給了成員國更多的回旋余地，使它們選擇推遲批準憲法條約成為可能，進而降低了條約逼近“死亡門檻”的可能性。

　　在歐憲條約被法國與荷蘭公眾否決之初，曾經對歐憲條約滿懷信心的歐盟及各成員國領導人一度因震驚而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歐委會主席巴羅佐除了高呼“毆憲沒有死亡”外不知如何是好，而作為“歐洲軸心”的德法首腦在荷蘭公決結果公布后第三天舉行的緊急會議上一致要求其他歐盟成員國繼續(xù)歐憲條約批準程序。

　　然而正如很多分析家預測的一樣，法荷否決歐憲條約的“多米諾效應”開始與日俱增。首先是英國擱置了原定的公投計劃，緊接著在計劃舉行公投的盧森堡、葡萄牙、丹麥、捷克和愛爾蘭，反對該條約的人數呈明顯上升趨勢。而據德國本月16日一項權威民意調查顯示，一向被認為“鐵桿”支持歐盟一體化和歐憲條約的德國民眾，對歐憲條約的支持率也從4月份的59%急劇下降到了尚不足半數的42%.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強行推動批準條約程序，條約極有可能在更多的歐盟國家遭遇“紅燈”。一旦否決條約的成員國達到被稱為“死亡門檻”的6個，即使是歐盟各國領導人屆時恐怕也無力回天。對歐洲政治家來說，“破壞一體化進程”是難以承受的惡名。于是，擔負著化解這場歐憲危機重擔的此次歐盟首腦會議成了歐洲一體化建設歷史上最令人矚目的一次。本屆歐盟輪值國盧森堡首相容克14日在邀請歐盟領導人參加峰會的邀請信中指出，“這是一個在歐洲建設困難時刻召開的峰會”。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冷靜和一系列緊急磋商和周旋后，歐盟首腦在本月16日的峰會上作出了暫停各國的歐憲條約批準程序，并相應延長歐憲條約批準期限的決定。歐盟輪值國盧森堡首相容克在峰會上表示，歐憲條約是歐洲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憲法條約，因此沒有給其準備替代方案，但歐盟各國要共同執(zhí)行一項“D計劃”，即“對話（Dialogue）和討論（Debate）”。容克表示，歐盟要給予所有成員國和民眾至少一年的時間進行對話、討論和反思。

　　歐盟首腦做出的這一決定，給了成員國更多的回旋余地，使它們選擇推遲批準憲法條約成為可能，進而降低了條約逼近“死亡門檻”的可能性。因此盡管這一決定也意味著歐洲憲法的誕生無限期推遲，但畢竟把各國經過長時間殫精竭慮打造出來的歐憲條約從死亡線上暫時解救了出來，因此應該說不失為無奈中的明智選擇。

　　個體與整體的利益矛盾

　　歐憲條約的批準遇到阻力，其根源在于歐洲一體化自身存在的根本問題，即各成員國在政治、經濟及對外政策一體化等方面的利益與歐盟整體利益的差異與沖突。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近年來高歌猛進的歐洲一體化進程被迫陷入“對話、討論和反思”的暫停狀態(tài)？半個月來，各種各樣的分析不絕于耳。有的分析認為法國、荷蘭民眾與其說是在對歐憲條約說“不”，不如說是在對本國政府及領導人宣泄不滿；有的分析認為是歐盟擴大步伐太快，對于去年接納了10個經濟相對落后的東歐成員國，以及正與歐盟談判入盟的以信仰伊斯蘭教為主的土耳其，老成員國民眾心存疑慮；也有分析認為是歐盟各國領導人和政治精英們與普通百姓在歐盟的問題上交流太少，導致普通民眾對歐盟的認同不夠。

　　不可否認，以上種種分析中提到的情況都與此次歐憲危機在法國和荷蘭的爆發(fā)有所聯(lián)系。但是，對歐憲條約的反對并沒有局限在這兩國范圍之內，而是迅速擴散到了多個歐盟成員國的民眾當中，甚至包括經濟還相對落后的東歐新成員，如捷克、波蘭等國，這就使得類似對本國領導人宣泄不滿以及老成員國對新成員國心存疑慮等解釋顯得過于表面化，也不夠全面。

　　因此，欲分析這種帶有全歐盟性質的危機的根源，還要從歐盟自身存在的問題入手。歐盟是當今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的代表，在經歷了最初的法德煤鋼共同體及以單純經濟合作為內容的歐洲共同體等發(fā)展階段后，如今的歐盟以“通過建立無內部邊界的空間，加強經濟、社會的協(xié)調發(fā)展和建立最終實行統(tǒng)一貨幣的經濟貨幣聯(lián)盟，促進成員國經濟和社會的均衡發(fā)展，通過實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國際舞臺上弘揚聯(lián)盟的個性”為宗旨，已發(fā)展成一個在內政、經濟及外交防務等三方面共同發(fā)展的帶有超國家性質的共同體組織。然而，由于歐盟各成員國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依然存在，且其自身在經濟社會發(fā)展上還存在著相當的差異，他們在通過向歐盟交出部分經濟和政治主權而達到政治、經濟、外交一體化的同時，其自身利益與歐盟的整體利益之間就必然產生種種沖突和矛盾。而這種“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在融合中的矛盾也正是歐洲一體化發(fā)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最大困難。

　　歐憲條約作為為歐盟在一體化進程中內政、經濟和對外政策所提供的法律基礎，實際與歐洲一體化本身是密不可分的。深入分析可以發(fā)現，此次歐憲條約的批準遇到如此大的阻力，其根源也同樣在于歐洲一體化自身存在的根本問題，就是各成員國在政治一體化、經濟一體化及對外政策一體化等方面自身利益與歐盟整體利益的差異與沖突。

　　政治一體化：“民主赤字”成為一道坎

　　為了給自己保留權力，歐盟各成員國政府成為妨礙歐盟機構民主化乃至歐盟發(fā)展的一道障礙。

　　西方民主理論強調“人民是主權的來源”，而缺乏民主機制卻被認為是由眾多標榜“民主”的國家組成的歐盟在自身內政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無論是歐盟的機構運轉，還是政策的出臺及其執(zhí)行過程，普通民眾都難有機會參與。許多對《歐洲憲法條約》說不的法國人與荷蘭人都表示了對于歐盟發(fā)展成為一個缺少民主機制的超級國家機器的恐懼。如果深入分析可以發(fā)現，造成歐盟這種“民主赤字”

　　現象的背后正是成員國由于對本國利益的顧慮而產生的對自身權力的貪戀。

　　在歐盟所有政治機構中，只有歐洲議會議員是由歐洲各國民眾直接投票選舉產生的，其他權力機構如歐洲部長理事會、歐盟委員會、歐洲理事會等的人事安排都是直接或間接由各成員國政府指定或選舉產生，歐盟各國普通選民沒有絲毫的參與權。與以德國為例的典型議會制民主政體相比較，德國議會作為德國代議制民主的核心，通過德國全民投票選舉產生，掌握著制定法律和任命政府總理、監(jiān)督政府工作的核心權力。而作為目前歐盟中惟一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的歐洲議會，事實上僅相當于歐盟的一個執(zhí)行監(jiān)督和咨詢機構，距離民主政治理論中的民選機構的核心地位還相距甚遠，不論是在立法權還是對行政機構的選舉、監(jiān)督權方面，歐洲議會的權力目前都十分有限。

　　在立法方面，歐洲議會不但不能提出法律草案，甚至部分法案的生效都無需歐洲議會的批準。目前為止僅有70％左右的歐盟法律是需要由歐洲議會批準才得以生效的。即使目前的歐憲條約能夠生效，也仍將有20％的歐盟法律不需歐洲議會批準便能生效，且與歐盟整體相關的共同外交和防務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規(guī)，仍將繼續(xù)留在歐洲議會的控制范圍之外。

　　在重要的政治人事任免問題方面，在一般民主國家的政體中，政府的首腦需要由民主選舉的議會任命或由全民投票選舉產生。而與此相反，歐洲議會并沒有任命歐盟委員會主席（某種程度上相當于歐盟政府首腦）的權力。不僅歐盟委員會主席的人選由各歐盟成員國政府共同商議決定，即使歐委會各委員（相當于政府中各部部長）

　　也是由各成員國政府經過商議后而直接決定的。作為歐盟政治機構中惟一直接由歐盟民眾直接選舉產生的權力機關，歐洲議會實際上對于歐盟委員會的人事任免不能產生任何直接影響。

　　除了缺少至關重要的人事任免權外，對于另一個一般民主制度中議會所享有的重要權力，即對財政預算的審批，歐洲議會的影響力也相對有限。雖然歐盟每年的財政預算形式上需要歐洲議會的審批，但由于約占整個財政預算總量一半的農業(yè)補貼的分配卻同樣是由各成員國政府共同商議決定的，并不在歐洲議會的審批范圍之內。歐洲議會的“財權”因此大打折扣。

　　作為歐盟政治機構中惟一由各成員國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機構，歐洲議會對以上種種重要權力的缺失，在法理上造成了歐盟作為一個超國家的政治機構對于民主制度的缺失。實際上，只有各成員國政府將更多的政治決定權交給由歐洲民眾直接選舉產生的歐洲議會，使代表普通民眾的歐洲議會議員有更大權力影響歐盟的立法和政治決策過程，才是解決這一歐盟政治結構中的“民主赤字”的惟一方法。然而為了給自己保留權力，歐盟各成員國政府顯然無意明確地向民眾解釋歐盟“民主赤字”

　　產生的原因和解決辦法，于是，各懷私心的歐盟各成員國政府實際成為了妨礙歐盟機構民主化乃至歐盟發(fā)展的一道障礙。

　　經濟一體化：眾口難調

　　由于各國經濟發(fā)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一體化的進程必然導致一些國家的經濟利益在短期內受到一定損失。

　　歐洲的一體化首先是從經濟一體化開始，實現經濟一體化也是歐盟的宗旨中最重要的一條。從長遠看，經濟一體化符合歐洲各國人民的整體利益，然而由于歐盟內部各國經濟發(fā)展水平還存在較大的差異，一體化的進程必然導致一些國家的經濟或政治利益在短期內受到一定的損失，進而導致各成員國間的矛盾及民眾的抱怨。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歐盟經濟補貼的分配。

　　在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區(qū)域經濟狀況存在很大差異的國家，當經濟政策不能同時滿足所有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需要時，國家應通過財政政策對某些地區(qū)進行轉移支付，即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將富裕地區(qū)的收入無償地轉移到困難地區(qū)。財政轉移支付在一個主權國家里是不難做到的，而歐盟做為一個具有超國家性質的組織，其內部還包含著眾多有著不同民族利益的主權國家。帶有財政轉移支付性質的歐盟補貼實質上是對一些凈出資國短期利益的侵犯。正如前任歐洲央行行長，荷蘭人德伊森貝赫在接受德國電視一臺采訪時所表示的，“在我的祖國荷蘭，許多人投票反對歐盟憲法，是因為他們認為盡管荷蘭人均對歐盟財政貢獻金額最高，但從歐盟得到的回報卻太少了。此外他們想利用這一機會，對歐盟憲法以及整個歐盟政策在進行一次深入的思考�！�

　　作為歐盟經濟一體化最主要體現的歐元，在此次歐憲危機爆發(fā)后又再次受到指責。

　　由于歐元區(qū)內各國經濟發(fā)展狀況的不同，因此存在著不同的經濟結構、不同的收入和就業(yè)水平不同、以及不同的經濟結構調整所處的階段等。當歐元區(qū)貨幣政策被集中到歐洲中央銀行，高度集中的貨幣政策使各成員國對本國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回旋余地大大縮小，進而影響各成員國調節(jié)自身經濟的能力。

　　當統(tǒng)一的貨幣政策與個別成員國的經濟利益不一致時，特別是當個別成員國面臨嚴重經濟困難而又缺乏必要的貨幣政策進行調節(jié)時，便容易與歐洲貨幣聯(lián)盟發(fā)生沖突。

　　以歐元匯率的堅挺帶來的影響為例，國民生產總量占歐盟經濟近一半的德國經濟的低迷，很大程度上是歐洲央行力保歐元升值的結果。在歐元區(qū)，70%的國際貿易在區(qū)內進行，只有30%的國際貿易是對區(qū)外進行的。從出口模式看，歐元區(qū)小國的出口主要針對德、法、意等國，德國則是對區(qū)外出口的大國。因此，歐元升值產生的負面作用對歐元區(qū)小國的影響不大，但對像德國這樣的出口大國沖擊不小。然而由于以穩(wěn)定物價為己任的歐洲央行在確定歐元利率時采取的原則，是以通脹率為標尺就高不就低，且?guī)缀醪豢紤]利率對成員國出口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德國因此被迫為歐元區(qū)貨幣政策作出相當重大的犧牲，這也招致了德國民眾對歐元政策乃至整個歐盟的強烈不滿。

　　不僅共同貨幣影響部分歐盟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歐盟近些年一直致力發(fā)展的共同勞動力市場也隨著東歐多個廉價勞動力國家的加入開始受到老歐盟成員國民眾的埋怨。2004年歐盟吸收10個東歐新成員國入盟后，隨著大批東歐相對廉價的勞動力涌入西歐以及眾多的西歐企業(yè)將工廠東遷而導致的工作崗位流失，在原本就受累于經濟缺乏活力及勞動力成本過高的西歐各富裕國家，在本國民眾的一片怨聲載道中，紛紛祭起保護主義的大旗，想方設法避免本國公民的飯碗被從東歐擁入的移民搶走，在歐盟內部推動共同勞動力市場的誓言則成為空談。

　　對外政策一體化：缺乏共同利益基礎

　　由于缺少對“歐洲共同利益”的認同，各成員國首先考慮的不是歐盟整體的外交政策怎樣得到貫徹，而是怎樣從歐盟多撈一點實惠。

　　“通過實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國際舞臺上弘揚聯(lián)盟的個性”是歐盟宗旨的另一項重要內容，然而由于歐盟的財政支出過多地被用于平衡各國利益，在外交、國防等促進共同利益的對外政策方面遇到的第一個困難便是財政支出相對過少。

　　在歐盟的財政預算分配中，所占份額最大的是對農業(yè)的補貼。根據2002年經過激烈爭吵定下的農業(yè)補貼修改案，在今后直到2013年的每一年中農業(yè)補貼都要占據歐盟年度支出的40%.此外結構基金和對欠發(fā)達地區(qū)的援助金還要占到歐盟財政中的近35%，其余的大約25%的財政預算才能供對外行動、對內政策以及行政開支等方面分配。因此，歐盟雖然想樹立起獨立的政治形象，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為真正歐盟整體利益而支出的資金，例如為歐盟外交政策、科研與發(fā)展方面，投入的資金卻是少得可憐。雖然歐盟眾多政府外的專家呼吁緊縮農業(yè)開支以及重審結構政策，然而歐盟農業(yè)委員會印發(fā)的小冊子里卻給出了這樣的回答：用于農業(yè)的資金“看上去很多，但卻是合理的。”實際上，如此巨大的農業(yè)開支和補貼實際是歐盟各成員國從各自的利益出發(fā)相妥協(xié)的結果。由于缺少對“歐洲共同利益”的認同，歐盟各成員國首先考慮的不是歐盟整體的外交政策怎樣得到貫徹，而是自己國家怎樣從歐盟多撈一點實惠。

　　除了資金方面的限制，由于歐盟各國在很多對外政策問題上的自身利益大相徑庭，歐盟在實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時也很難再達成一致。盡管歐盟目前還在努力設立共同的歐盟外長和歐盟軍備局，在國際政治舞臺中發(fā)揮區(qū)別于美國的自己的聲音，但由于歐盟內部英國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與美國的特殊關系，特別是新入盟的東歐國家為了得到美國經濟援助更是惟美國馬首是瞻，歐盟東擴后在共同外交和國防政策上越來越難以協(xié)調。

　　德國圖賓根大學歐洲軍事化研究中心主任瓦格納博士在就歐憲危機對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響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表示：“之所以美國國防部長能夠在伊拉克等問題上一言九鼎，分裂歐洲，完全是因為歐洲國家的國家利益的分野……即便有歐洲憲法，即便有歐盟外長，英國和德國在對美分歧立場上也依然會南轅北轍。我不相信一紙憲法會改變這些基本結構的分歧。因為即便在憲政框架內，各個民族國家的不同國家利益依舊會舉足輕重。同樣，在設立歐盟外長問題上，如果歐洲國家利益一致，有沒有外長，歐盟都可以協(xié)調行動，例如在伊朗核問題上，歐盟輕易地做到了團結一致。但這樣的一致在許多領域里并不存在。在不存在共識的領域里，就算有了憲法，也會問題層出不窮�！�

　　綜上所述，此次歐憲危機的爆發(fā)，雖然可能有著政治、經濟等不同方面的直接誘因，然而隱藏在所有這些直接誘因的背后，實際都是各成員國自身利益與歐盟整體利益的沖突。正如國際政治學所指出的，國家外交的根本是維護自身利益。只要歐盟各國在經濟社會發(fā)展上還存在差異，他們自身利益與歐盟的整體利益之間就必然產生種種矛盾，而他們在走向一體化的道路上也必然因維護自身利益而產生種種沖突，從而繼續(xù)導致類似此次歐憲危機的各種各樣的坎坷。

　　矛盾是可以通過妥協(xié)來化接的。在歐洲一體化過去幾十年里，類似此次危機的事件也已出現過多次，而歐洲民眾和政治精英們以他們的智慧、特別是互相妥協(xié)的能力，將其一一克服。法國文學巨匠維克多·雨果在一百多年前便已指出的：“總有一天，到那時……，所有的歐洲國家，無須丟掉你們各自的特點和閃光的個性，都將緊緊地融合在一個高一級的整體里；到那時，你們將構筑歐洲的友愛關系……”針對此次歐憲危機，最終歐盟各國是否會找到一個各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辦法值得密切關注。

　　歷次危機

　　化解之道

　　1954年

　　法國國民議會投票否決歐洲防衛(wèi)共同體條約。

　　1957年

　　歐洲國家被迫將合作重點轉移到經濟領域，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

　　1965年

　　法國反對把決策機制從全體通過改為多數票通過，連續(xù)6個月拒絕出席歐共體會議。

　　1965年

　　其他成員國做出讓步，同意授予法國事實上的否決權。

　　1992年

　　丹麥在全民公決中否決旨在把歐共體改為歐盟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1993年

　　丹麥在歐元等問題上獲得讓步，丹麥選民在舉行的第二次公投中通過了該條約。

　　1996年

　　歐盟對暴發(fā)瘋牛病的英國實施牛肉禁運。英國時任首相梅杰宣布采取“不合作政策”。

　　1998年

　　梅杰在1997年大選中落敗，其繼任者布萊爾采取合作態(tài)度，歐盟的牛肉禁令隨之取消。

　　2001年

　　愛爾蘭選民否決旨在改革歐盟機構和為歐盟擴大做準備的《尼斯條約》。

　　2002年

　　在愛爾蘭的農業(yè)和商業(yè)等利益得到保證后，選民在第2次全民公決中批準了該條約。

　　2005年

　　法國、荷蘭在全民公決中否決《歐洲憲法條約》。

　　文/本報記者張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