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你啊！”這是29歲的張衡生留在世間的最后一句話，是對幫助他的村民說的。而這些村民，最終也沒能留住他的生命。
2005年3月7日晚，行走在107國道1723界碑處的湖南衡陽人張衡生被一輛疾駛的摩托車撞傷。當地茶恩寺鎮(zhèn)扶橋村村民先后撥打電話與湘潭縣110指揮中心、湘潭縣交警大隊、茶恩寺鎮(zhèn)派出
所、茶恩寺鎮(zhèn)民政所取得聯系，可5天內無人過問，直至張被凍死（見本報3月24日報道）。
4月14日，在張衡生被火化離開茶恩寺鎮(zhèn)扶橋村時，所有幫助過他的村民聚集在107國道邊，見證了這個時刻。
張是怎么來到國道邊，最終走上了死亡之路的？記者沿著他走過的路，試著解開這個謎團。
居民們認為，精神病患者被集體送到國道旁
3月3日晚上，張離家后行蹤一直不明，張到底是通過何種方式到達80公里外的扶橋村的，一直是個疑問。
在張離家后，其親人在衡陽滿城尋找。
3月7日晚上，悲劇上演時，近百公里外的衡陽電視臺，開始播放尋找張衡生的啟事。
據住在扶橋村107國道旁做竹器加工的彭術平回憶，張當晚6時50分左右，突然出現在他家的廚房門口，嚇了其妻周云輝一跳。
問張是否需要食物和水，張不答，兩眼直視。
周判斷張是一個精神病人，叫來丈夫將張推走。然而，張走到屋門外的107國道拐彎處便停下來不肯前行。“如果是正常人哪有坐到馬路中間的？”彭術平稱，在當地，外來的此類人員不在少數。
該村村民蔣正軍也持相同看法，但他認為張癥狀比較輕，因為其說話清晰，問及家中情況都能明確回答。
湘潭市公安局也確認張衡生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但張家不認可這一說法。
張的繼父陽松文稱，自己曾親自送張到中南工學院讀書，專業(yè)是計算機信息管理專業(yè)。
記者查詢，當地確有該學校，但已經和另一所高校合并為南華大學。
3月29日下午，在南華大學宣傳部、校辦等部門的努力下，張的情況終于查出———其曾在1995年時，就讀當時的中南工學院計算機信息管理專業(yè)，性質是工學院與其他學校聯辦的自學考試輔導班。
但一年后，張就退學了。
村民對張的判斷直接影響了對張的救助。雖然也不斷有人給予幫助，但不會有人帶張回家。而這本來是可以避免張被凍死慘劇的發(fā)生的。
“比他更慘的都有，管不過來�！奔易℃�(zhèn)里菜市場附近的肖某告訴記者，當地曾有一居民救助過一精神病人，最終將其送到了株洲市，但卻惹上了一身的麻煩。
更讓鎮(zhèn)里人心煩的是，這些精神病人源源不斷，給當地人的生活帶來了很多影響。
鎮(zhèn)里菜市場成了流浪精神病人的聚集地，他們大部分靠撿垃圾堆里殘留的爛菜葉和米飯為生，也有人偷偷地拿走攤點上的水果、糕點。嚴重的病人也威脅到了居民的安全，商戶們曾目睹流浪精神病人打死其他流浪者，并有狂性發(fā)作的病人追打居民。
源源不斷過來的精神病人絕大多數是外地口音，他們究竟來自何方？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早起的商戶們都是在上午開店時發(fā)現這些不知出處的神秘訪客棲身街頭巷尾的，居民們認為，他們是被集體送來的。
彭術平說，2003年，他在距離住處四五公里遠的路上看見5個精神病人，一個30多歲的男子顯然是動不了，另有幾個則走來走去，行動迅捷，其中一個不斷地自言自語：“車子走了？”
他認定，是有人遣送來的———“動得了的和不能動彈的精神病人一起來，難道是說好了來湘潭開會？”
扶橋村村民黃書林告訴記者，在2003年9月的一個傍晚，一臺從衡陽方向開來的中巴車停在距離他家100多米的拐彎處。幾個人被推被拖出后，車子迅速離開。
黃走近，發(fā)現是一群蓬頭垢面的流浪精神病人，其中一個女人若有所思，一遍一遍念叨：“我怎么到這里來了？”
該群人中最后留下一個走不動的50多歲的男子，第2天被發(fā)現慘死在國道上，血肉模糊。
之后，村民黃市堂等人上報后將死者埋在村里的墳地里。
黃書林說，由于107國道只有兩車道，彎多路狹，常見精神病人被撞死。在張衡生出事的路段，村民先后埋葬了4個男精神病人。3個是被車撞死的，1個活活餓死。
按照程序，發(fā)現這類現象后，村民先報告村小組長，再由其報告鎮(zhèn)民政所，慣例是民政所給200元讓村民將人安葬。“我們扯點白布，有的也用幾塊木板，放點鞭炮，也算個儀式。”
村民蔣正軍證實，其父親蔣羊林也埋過一人。當地如此死亡的精神病人總數應該不止5人。
村民懷疑張衡生也是被拋棄在鄉(xiāng)村的眾多精神病人之一。
原因是張衡生出現在村莊時，身著西裝、白皮鞋，整齊干凈，不像已在外流浪了很久的。并且，和張同時出現在村莊的還有七八個流浪精神病人。
張被撞傷時，那些人在50米外的一個坡上生火取暖。
中午還是空蕩蕩的救助室，兩小時后就有了一張被褥俱全的床
鎮(zhèn)里的居民認定，被拋棄的精神病人是來自毗鄰的衡陽市南岳區(qū)。南岳是一個著名的風景區(qū)。
黃書林說，他看到拋棄精神病人的車輛車牌是湘D牌照，是衡陽市的車牌。
3月29日下午，記者3人乘車赴南岳區(qū)調查，途中見到有流浪精神病人拄杖而行。
司機郭某告訴記者，他就是南岳人，曾在景區(qū)里開過旅游車。以前他曾親眼目擊警察和城管聯合“集中清理”景區(qū)內的流浪者———用警車或旅游車裝著，送出南岳景區(qū)。但這兩年他沒有看到了。
3月30日上午，南岳區(qū)政法委辦公室主任李秀英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很多地方的精神病人、乞討者云集南岳。為強化景區(qū)美譽度，一個整頓的措施就是集中清理流浪乞討者。對此，該區(qū)有一整套剛性制度：城管、環(huán)衛(wèi)部門在山下城區(qū)負責尋找報告流浪乞討者，民政部門負責現場處理，山上實施關卡制度，如在山上發(fā)現一個流浪者，景區(qū)門票處將被扣1分和500元。綜治辦負責督察打分，一個月通報一次。政法委與20余個部門簽訂了旅游秩序責任狀，某部門一年如被扣10分，該部門黨政一把手將被免職。
這一說法在南岳區(qū)城管辦公室得到證實。
辦公室雷主任、二中隊陽隊長在接受采訪時說，南岳景區(qū)幾乎解決了這類問題。相關工作流程是，城管發(fā)現流浪者后，必須報告政法委綜合治理辦公室，由綜治辦協(xié)調民政部門處理。如果一個城管隊員的轄區(qū)出現了乞討、流浪者，遲遲未報告，對該隊員最嚴厲的懲罰將是讓其下崗。
流浪乞討者中不乏精神病人，政法委稱，具體工作是民政局在做。
南岳區(qū)民政局辦公室稱，民政部門建立了一個比110更靈動的處理流浪乞討者的長效機制———民政局救助站發(fā)放工作名片給環(huán)衛(wèi)、城管人員和城區(qū)商戶，發(fā)現流浪乞討者及時報告，救助站工作人員必須在15分鐘內到達現場并完成處理。
救助站現有6人分為兩組，一組3人駕駛救助車在城區(qū)待命，另3人分3班24小時輪流在救助站收集信息、調度行動。
南岳區(qū)民政局救助站站長廖哲丹說，政府很重視對救助站的投入。2004年財政撥款15．2萬元，今年撥款18萬余元，供該站在編8人工資和日常救助開支。救助站是一個獨立法人，財務實行獨立核算。被救助者將得到較好照顧，大多數最后能夠安全順利回家。
但流浪乞討者中的精神病人因2003年8月頒布實施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沒有涵蓋精神病患者，救助人員到達現場，發(fā)現對象是不能提供真實住址的精神病患者，一般不予救助，只能讓他們留在原地。
但廖的說法遭到其他部門的否定。有官員宣稱，“景區(qū)基本上看不到精神病人和乞丐�！�
對于湘潭縣村民反映的南岳區(qū)救助站整車將智殘者拋棄到外地鄉(xiāng)村，廖稱“不可能”。
記者提出探訪救助站，廖表示有關人員不在。之后，廖推說家中有事離開。
記者們租了一輛車趕往離城不遠處的救助站。救助站的院子被人承包改成了一個嘈雜混亂的機械生產車間，一高個男人把住鐵門，稱救助站里沒有工作人員。后經交涉，查看了記者證件后允許我們進入了。
救助站是一棟連接車間的兩層樓房，幾個救助房間里空無一人，只有一張席子靠墻而立，一地灰塵。
就在記者們忙于拍攝時，高個男子打了一個電話后突然強硬起來，吼叫著沖上來卡住記者脖子，從二樓拖下，記者公文包也被撕裂。
院子里突然躥出10余人，另一矮胖男子試圖搶奪記者的相機，并拽走鏡頭部件。
記者報警后，矮胖男子將搶走的鏡頭部件返還。
在派出所處理糾紛期間，一記者再度趕往救助站，驚奇地發(fā)現，一間中午還是空蕩蕩的救助室，兩小時后卻多了一張桌子、一張被褥俱全的床。
“那些病人被丟下車時，會哭喊，真讓人于心不忍”
盡管疑點頗多，記者仍然沒有找到張衡生在此被遣送的證據。但外地有組織向茶恩寺鎮(zhèn)拋棄精神病患者的說法得到官方印證。
茶恩寺鎮(zhèn)黨政辦公室主任韓曉燕說，鎮(zhèn)上的人一直知道有人向鄉(xiāng)村拋棄精神病患者，但苦于無人現場抓到。鎮(zhèn)長助理馬勇根分析說，該鎮(zhèn)是107國道上一個商貿集散地，較為富裕，公路兩邊飯館林立，“這也許是選擇到此地拋棄精神病患者的原因�！�
4月14日下午，坐在茶恩寺鎮(zhèn)菜市場附近打牌的賓某告訴記者，在前年五六月間，他騎車往鎮(zhèn)里趕時，親眼見一中年男子從一微型車里拖出一10歲左右的男孩，后驅車揚長而去。
他上前詢問，發(fā)現小男孩屬智障一類。
與賓鄰座的牌友稱，當地的精神病人減少也值得關注。他認為，面對不斷聚集的精神病人群體，不采取措施肯定成災�！皯撌怯腥瞬扇×诵袆樱讶讼蛲馑统鋈チ��！�
商戶馬、肖等人也支持這一說法。
類似的故事并不鮮見。記者從湖南當地媒體上獲悉，株洲縣白關鎮(zhèn)也是精神病人的集散地。鎮(zhèn)上居民發(fā)現：流浪的精神病人“大概一個月左右就會進行一次大換血”，幾乎都是新面孔，源源不斷。
雜貨鋪老板李京書說，“由這里流失的精神病人，很快便得到補充�！痹S多居民都見證過，從北面駛來的面包車，將精神病人丟在這里后，揚長而去。
據悉，治療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費用往往高達十幾萬元。對于許多家庭來說，這是一筆巨額開銷。一些病人的“離家出走”，就成了偶然或者必須。一部分人流落在城市中，但高樓大廈林立的城區(qū)并非是他們棲身之處，類似在茶恩寺鎮(zhèn)、白關鎮(zhèn)等地的故事仍然時常發(fā)生。
有媒體報道，在2002年8月份，株洲市某醫(yī)院曾接收過一個懷孕的女精神病人，住了50多天，把孩子生下來后，“養(yǎng)得白白胖胖的”卻成了醫(yī)院的負擔———最后的解決辦法是，由醫(yī)院工作人員將女子送到開往炎帝廣場的2路車上，“以后再也沒有見到過她了”。
“那些病人被丟下車時，往往會哭喊、尖叫，真讓人于心不忍�！币粋�參與驅逐行動的工作人員說，“我們會選擇沒有人的地方下車，盡量使他們流進別的城市。”
資料顯示：國內患精神病的人數現已達到1600余萬，其中有160余萬人對社會治安構成危害，關于精神病人的收留、治療等問題，日益浮出水面。
2003年7月，民政部公布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對“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概念作出了明確界定：即自愿求助；具有乞討行為且非“低�！毙再|；以及救助前身體健康無疾病者。對于無行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卻無章可循。
湖南衡陽的肖啟斌、張國經、羅秋林律師還指出，《憲法》第45條規(guī)定：公民年老、疾病等有從國家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但從哪里獲得卻沒有規(guī)定具體措施。
如何保證數目逾1600萬的精神病群體作為人的基本權利，是到了需要檢討和重建制度的時候了。 記者 洪克非 特約記者 龍志 易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