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物

　　　　蘇智良　上海師范大學人

　　文學院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該中心成立于1999年3月15日，是目前中國大陸研究“二戰(zhàn)”時期日本實施“慰安婦”制度的惟一的研究機構。

　 　近期和慰安婦有關的事有兩件：

　　3月18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中國“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和賠償的訴訟請求；在此之前的2月20日，一個叫朱巧妹的老人孤獨地死去了，悄無聲息。她是國內已知年齡最大的原慰安婦。

　　“慰安婦”的話題再一次引起我們的關注，3月25日，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生存現狀

　　有些地方，在我們援助之前“慰安婦”幾乎到了無法維生的地步。大多數孤老一個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殺……

　　記者：慰安婦是您學術上的研究對象，一個課題而已嗎？

　　蘇智良：我不否認剛開始是這樣，但這個傷痕被揭開以后，我看到的越來越多，越來越觸目驚心。沒到過她們的家，你不會有真實感受，會和這件事有隔膜。一旦到過她們家，就感到應該幫她們一把，應該為她們實實在在做點事，（這是）良心和責任。

　　記者：她們的生活窘迫到什么程度？

　　蘇智良：有些地方，在我們援助之前幾乎到了無法維生的地步。大多數孤老一個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殺……

　　記者：目前已知的還有多少人健在？

　　蘇智良：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幸存者還有39人。分布在黑龍江、上海、海南、山西、北京、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遼寧。最大的92歲，最小的71歲。但我估計隱藏身份的人數至少是公開身份人數十倍或十倍以上。

　　記者：慰安婦研究中心每個月給每位受害者100元生活費，這對她們有多大幫助？

　　蘇智良：她們大多生活在農村，這筆錢可保證她們的溫飽。

　　記者：錢的來源？

　　蘇智良：主要來自海外募集，國內募集的很少。直到2000年12月，我才收到國內第一筆捐款。今年到現在有兩筆：國內一筆100塊錢；另一筆是國外，是抗日戰(zhàn)爭史實維護會500美元。凡是援助老太太的100塊錢，我給收條。但他們不支付為援助而發(fā)生的諸如交通費、住宿費、勞務費，這些錢都是我們自己出。特別是在我們拒絕了“國民基金”后。

　　記者：您指的是日本“亞洲婦女國民基金”？

　　蘇智良：對。這個賠償是民間的，日本政府想通過這個基金會來賠償�，F在基本上各個國家和地區(qū)都在抵制這個基金，因為它很曖昧，我給你點錢你就不要再說話，它不是明確地作為認罪以后的賠償。

　　記者：幫助她們的過程中，您面臨的最大難題是什么？

　　蘇智良：一是人手，二是資金缺口。

　　記者：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對慰安婦是如何幫助的？

　　蘇智良：1998年，韓國建立了“日軍慰安婦歷史館”，并把慰安婦集中在敬老院內，由政府統(tǒng)管……

　　敏感話題

　　所謂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為要中日友好。日本現在的囂張，從根本上來講，是否和我們的一再退讓是有關呢？

　　記者：和您交談我能感覺到您的疲憊，這種疲憊是精神上的還是身體上的？

　　蘇智良：這幾年比較麻木了，沒有太大激情。最初的時候還會找援助。但人家一聽到慰安婦首先就說這很敏感。所謂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為要中日友好。中日友好應該說是個手段，不是說為了中日友好，什么都要顧忌。日本現在的囂張，從根本上來講，是否和我們的一再退讓是有關呢？

　　記者：13年來，您覺得在認知上，或是對她們的態(tài)度上有所轉變嗎？

　　蘇智良：應該說有所好轉。這幾年，媒體宣傳，大家都知道后，逐漸的她們的壓力反而小了。甚至照片被刊登出來后，也并不是我所擔心的那樣壓力更大，這就是社會的進步。大家有一種寬容和比較有愛心了。感覺這樣的老人太可憐了，應當關心、理解她們。

　　記者：既然如此，為什么朱巧妹（慰安婦）和李秀英（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去世時場面上會有那么大區(qū)別？

　　蘇智良：事先我能夠預感到這樣的差別。對兩者的態(tài)度差，造成了這樣的差別。

　　記者：2001年您開始對慰安婦做法律公證，起了什么作用？

　　蘇智良：2001年、2002年開始請國家公證處對這些老人的受害事實予以法律公證，永久地保全證據。因為人總會離開的，要以法律的形式來確認這個事情。

　　記者：到目前有多少人進行了公證？

　　蘇智良：20來個。由于資金問題停下來。一些地方堅持收費，一些地方是山區(qū)，公證要車子接送，還要吃飯等等，所以有的地方一個人公證下來要兩三千元人民幣，甚至更多。只有上海是免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