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實現(xiàn)精兵簡政的目標，必需要從精官和減官做起�，F(xiàn)在，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養(yǎng)活一名官員！全國政協(xié)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全國政協(xié)十屆三次會議上擺出了這個數字，呼吁應該再次精簡官員。

　　數字清晰地告訴我們官員隊伍現(xiàn)狀。但筆者認為，應理性看待這樣的數據，分析形成這樣狀況的前因后果，從而找到合 適的路徑進行改革，簡單化看待官民比無益于社會。

　　在此問題上，我們除了考慮數字外還要考慮其他價值。改革開放之前，官民比是1∶67,現(xiàn)在是1∶26,我們是否能夠得出越改革越糟糕的結論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我們雖然付出了官民比上升的代價，但是我們取得了其他的價值。比如，在改革開放之前，基層絕大多數教師是民辦教師，他們吃不到財政飯，而現(xiàn)在民辦教師已經轉為了公辦教師，成為縣鄉(xiāng)兩級財政單位中吃財政飯人數最多的群體。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以前的吃財政飯少，財政成本低，是以民辦教師的基本權利受到侵犯為代價的。在這一點上，只看付出的成本，而不看社會的收益是相當不智的。

　　同時，我們也應該歷史性地看待官民比。“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筆者認為簡單地將現(xiàn)在的官民比跟二千年前西漢的相比較并不恰當。農業(yè)社會與現(xiàn)代社會對于政府管理的需求并不一致，在自然經濟的情況下，政府的職能單一，官民比不高是正常的，而社會越發(fā)展，對于政府的公共管理就越迫切，人們要求政府提供的服務也就越多，此時官民比上升也是歷史的必然：香港小政府大社會為世界所稱道，但即使如此，在這樣一個六百多萬人口的城市里，卻有著一支三萬多人的警察隊伍，但是人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恰當，反而感到惟有如此才能保證社會的安定。

　　筆者并不諱言行政體制人浮于事的痼疾，以及對其進行改革的必要。但是改革的目的應該是達成善政，而不是簡單的計較官民比。當一個社會達到善政，也就是能夠維護每個人的公平與正義，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與可持續(xù)發(fā)展時，其官民比就是恰當的。任何期望通過對歷史的比較，進而通過簡單的數學換算來得出一個官民比的愿望，雖然美好但都是不切實際的。

　　精簡官員的愿望雖然美好，但是如果不將其與政府職能的轉變，不將其與社會、經濟、政治及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歷史性地聯(lián)系起來，易于產生簡單而極端的看法，也非社會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