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明

　　“學歷歧視”的特征是“惟學歷論”，依據(jù)文憑高低，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給予三六九等的待遇。

　　上世紀50至70年代，沒有學歷歧視，倒有一種全世界罕見的“歧視學歷”現(xiàn)象。那時誰要是強調(diào)“學歷”，就有別有用心的嫌疑。近年，據(jù)說在“國民素質(zhì)低”的國度，“大學生供過于求”了，不少大學 生畢業(yè)后就業(yè)難，就連碩士也不值錢。就在這文憑大貶值的時候，興開“學歷歧視”了。

　　有商店亮出“學歷越高，打折越多”的牌子，有房產(chǎn)商也搞類似的營銷宣傳，引來許多批評。其實，對這私人性的非欺詐的商業(yè)行為不該上綱上線。它不具有壟斷性和公權性質(zhì)，人家又沒行賄，白送東西給什么人也不用管。為此氣不忿，指責它搞“學歷歧視”侵犯消費者利益，道理上講不通。在用人待人方面，民間團體、企業(yè)，有經(jīng)濟的硬制約，比不得公家財大氣粗可以隨意“大馬拉小車”，如果不計成本專找高學歷的干活兒，那叫傻。某姑娘下定決心非高學歷不嫁，低學歷的小伙酸溜溜地進行道德譴責也不道德。所以說，民間和私人對制造學歷歧視的作用不大，某些出于各自利益對學歷有所要求區(qū)別對待的現(xiàn)象，或者無可厚非，或者干預也是徒勞。

　　而公權機構、團體根據(jù)文憑高低在內(nèi)部分配政治權力和經(jīng)濟福利，并規(guī)定、指導社會利益分配時，就已經(jīng)在損害社會了，是對公正和效率的雙重損害。有些城市的政府，提出要優(yōu)化人口素質(zhì)，其中就有本科(或者碩士、博士)以上的人進入該地區(qū)解決戶口的政策，這是不公平的。一個公司可以在招人時規(guī)定學歷，而作為為公民服務的政府是不能這樣規(guī)定的，即使政府自己招人也不能說本科以上的可以遷移戶口，以下的就不能遷移。政府要提高轄區(qū)內(nèi)人口素質(zhì)的途徑是教育，而不是篩選。

　　從政治、行政智慧的角度看，拉動學歷歧視的政策那真叫笨———它生生把大量低學歷人口排斥在多種勞動市場之外，稀里糊涂地背著因此而來的沉重包袱，面對由此加劇的貧富懸殊、犯罪、城市病態(tài)等諸多社會問題而手忙腳亂，社會福利總水平也必然下降。

　　政策領頭推行學歷歧視，必會把“造假機制”引入“人才競爭”領域。遍地的地下作坊和假證廣告，還有為官員鍍金服務的各種“學歷教育”機構，都是這種需要所催生出來的“新興產(chǎn)業(yè)”。假學歷以兩大類形式流行：一種是“純假”，即文憑是作坊里仿造出來的，不合法的；另一種是“正假”，領文憑走了正式手續(xù)，合規(guī)中矩的，但擁有合法文憑的人并沒長學問、本事。要進行“學歷打假”那不會有多少效果，因為，許多真的也是假的，你還得肯定它就是真的。

　　在工作崗位不能明確學力、績效要求而待遇卻和學歷掛鉤的情況下，必然造成同工不同酬、人才資源浪費、重復和無效培訓增加、知識更新動力喪失、市場對人才的自然調(diào)節(jié)被打亂等等弊端，無端消耗納稅人大量錢財并傷害社會生產(chǎn)力。從觀念上對社會的影響則是“重學歷，輕學力”，鼓勵全民玩教育、學習上的“花架子”———這個�；�架子的競爭還非常殘酷、激烈。

　　文憑，算是采用量化、硬化了的指標，既如此，就得爭取擁有它。無所不能的權力在這場競爭中占盡先機。有權者在日理萬機之余，學歷不斷提高，專著、論文獲獎證書、資格證書一大堆。你一個地區(qū)的考學尖子需要晝夜玩命才拿到的頭銜，沒見人家怎么著就突然擁有了。你苦讀到老大不小得到的那個勞動力證明書及其“含金量”，人家能輕而易舉地拿到手并超越你，你還不敢說人家是假冒偽劣。這樣，誰還會把學力、能力當回事呢？

　　公權機構本身要求政策、措施及其執(zhí)行高度一致的標準化，許多機關里的博啊碩的，干的也就是文字搬運工的活兒，所有產(chǎn)品都沒多少原創(chuàng)的味兒。搞技術的干的多是操作員所干的，另外還有些高中級掂包、打雜的。這樣的機關，少幾個高學歷人士，工作定然“正常運轉(zhuǎn)”。既然沒法比“原創(chuàng)”，大家就比“原裝”，比誰受得教育更“正宗”，這也是公權系統(tǒng)內(nèi)利于學歷歧視風行的客觀因素。

　　學歷歧視，禍在社會，責在公權。所以，學歷打假和根治學歷歧視，需要從制約公權濫用開始，需要公權機關帶頭求真務實，惟才是舉。